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痴呆患者数量显著增长，给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当前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早期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经药物干预后效果确切，能够有效延缓痴呆进展。记忆门诊作为痴呆早期筛查、诊断与干预的重要平台，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推广开展已势在必行。文章系统综述我国基层社区记忆门诊的发展现状、现存挑战及未来发展方向，旨在为推动其在基层社区的普及与规范化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痴呆（dementia）指发生于老年期和老年前期的一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起病隐袭且病程呈进行性发展，临床表现以获得性认知功能损害为核心症状，涉及记忆、学习、定向、理解、判断、计算、语言和视空间等认知域，不同程度地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及社会职业功能［ 1 ］。根据病因分为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AD）、血管性痴呆、额颞叶痴呆等，其中AD最为常见，占所有痴呆类型的60%~80%［ 2 ］。我国是痴呆患者总数最多的国家，约占全球痴呆患病总人数的25%［ 1 ， 3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我国已成为全球AD患者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1 ， 4 , 5 , 6 ］。

　　痴呆的疾病进程通常可由主观认知功能下降（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SCD）向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进而向痴呆逐渐进展［ 1 ］。研究表明，痴呆进程漫长，病理累积远早于临床症状的出现［ 7 ］，AD患者在临床症状出现前的15~20年，脑内就可能出现AD特征性的病理改变，即β-淀粉样蛋白（Aβ）在脑内沉积和神经元内过度磷酸化tau蛋白（p-tau）聚集［ 8 ］，大脑或脑脊液中Aβ和tau蛋白的特异性标志物检测，为早期痴呆诊断提供重要依据［ 9 ］。当前研究普遍强调，干预AD疾病进程的关键“时间窗”应大幅前移，不仅限于MCI阶段，更应覆盖至AD临床前期，包括SCD阶段，乃至更早期的客观轻微认知下降（objectively-defined subtle cognitive decline，Obj-SCD）以及神经行为状态阶段［ 9 , 10 ］。“时间窗”的提前，凸显了针对早期阶段进行干预的紧迫性与重要性。研究表明MCI向AD的进展率为34%，而向正常认知功能逆转的比例高达1/3［ 11 , 12 ］，除药物干预外，有氧运动与认知训练是预防老年人从MCI进展为AD的最有前景的非药物干预［ 3 ， 13 ］。这类干预措施易于标准化和推广，在“家门口”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更易实施，为实现疾病的早期防控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目前我国MCI患者有3 100余万例，受传统习俗和疾病知晓率低等因素影响，大部分MCI患者不会主动就医或接受认知功能检测，就诊率不足4‰，检出率低于20%，严重阻碍了痴呆的早期发现和防控［ 4 ］。我国在痴呆的防治方面起步较晚，公众认知相对不足，早期筛查技术尚未成熟，中晚期痴呆严重威胁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同时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照护负担和经济医疗负担［ 2 ， 13 , 14 , 15 ］。因此，早期痴呆的筛查、诊断与管理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将记忆门诊下沉至基层具有紧迫性和战略必要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贴近老年群体、服务便捷且成本更低，促使痴呆筛查更易普及，既契合疾病干预关键窗口期以实现“早发现”，又可承接初筛、随访等基础服务，缓解三级医院诊疗压力、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同时通过衔接分级诊疗构建“筛查-转诊-康复”闭环，有效改善对认知障碍“认知低、就诊低”的问题，减轻家庭与社会的照护负担，是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务实且必要的举措。国际对比显示，我国记忆门诊在基层覆盖率和能力建设上存在显著差距，但也拥有强大的政策推动力、独特的医联体/医共体架构、发展医养结合的契机以及数字化应用的后发优势。我国基层记忆门诊的发展路径必然体现出政府主导、资源整合（医疗与养老）、技术赋能和社区动员的特点。

　　我国记忆门诊建设起步较晚，与社会认知不足、资源匮乏、政策空白及研究基础薄弱等因素密切相关［ 18 ］，其具体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3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公众普遍将认知功能下降视为“正常衰老”，既缺乏对疾病的科学认知，又存在“老年痴呆”的污名化现象。医疗领域对痴呆的研究起步较晚，表现为专科医生（如神经内科、老年精神科医师）数量稀缺，早期诊断工具（神经心理学量表）和影像学技术（如MRI、PET）应用受限［ 19 ］。此外，早期国内缺乏本土化流行病学数据，诊断标准长期依赖欧美指南，针对中国人群的循证研究亟待加强。反观英国等发达国家，其痴呆诊疗体系于1983年已纳入全民医疗系统（NHS）标准化服务，覆盖率达90%以上。英国已建立了“全科医生转诊-神经心理评估-影像检验检查-多学科会诊”的标准化路径，有效保障诊断一致性，并通过社区联动机制与基层护理机构合作，提供“诊断-干预-长期随访”全流程服务，显著降低家庭照护负担［ 20 ］。

　　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首次提出规划重点防控疾病，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规划”，是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战略转变，强化慢性病筛查和早期发现［ 22 ］。201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在老年健康促进行动中明确“到2022年和2030年，65岁及以上人群老年期痴呆患病率增速下降”的专项行动结果性指标，为记忆门诊发展提供政策导向［ 23 ］。此阶段，国内部分三级医院开始试点设立记忆门诊，但基层社区记忆门诊仍处于空白状态，认知障碍筛查多依赖三级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因缺乏政策支持与技术指导，尚未参与到认知障碍防治体系中［ 1 ］。

　　然而，当前记忆门诊建设存在明显区域不均衡性，其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实力、医疗资源配置及老龄化程度密切［ 26 ］。现阶段记忆门诊多设立在三级医院，直接面向广大老年群体的一、二级医院缺乏认知障碍诊断能力和明确的转诊渠道［ 29 ］。基层记忆门诊覆盖面有限，多集中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基层医疗发展成熟的地区［ 30 ］。基层专业人员相对匮乏也是基层记忆门诊发展的障碍之一，记忆门诊的运营需要神经内科、精神科、老年科等多学科专业人员的参与，全科医生的专业知识储备相对不足，无法全面参与到诊断及治疗阶段［ 31 ］。此外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设置、配置相对薄弱，亦不利于记忆门诊的顺利展开［ 11 ］。

　　现阶段国家已加大对老年痴呆的管理计划，重视痴呆的早期防治及综合管理，但目前尚无国家层面针对基层记忆门诊建设标准、服务规范、人员配置、考核评价等专项细化政策文件。这导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推进记忆门诊建设时缺乏明确指引，不同地区、不同机构的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服务流程不统一，难以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诊疗服务体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早期筛查与干预的效果［ 32 ］。

　　同时，基层记忆门诊的建设离不开充足的资金保障，其前期筹备与长期运营涉及多项硬性支出［ 1 ， 29 ］。场地方面，需要专门规划符合诊疗需求的就诊空间，包括筛查评估室、认知训练室等；筛查工具方面，需购置神经心理评估量表、数字化认知功能测试设备等专业工具；信息化建设更是核心需求之一，认知功能筛查需要为患者建立完整的个人健康档案，涵盖初筛结果、复筛数据、诊疗记录、随访情况等信息，且需实时更新、动态管理，这就要求搭建适配的信息化电子系统，但部分地区财政投入有限，难以满足基础建设需求［ 32 ］。

　　1.神经心理评估标准待统一：从指南推荐层面，《中国数字化记忆门诊临床应用指南（2023版）》已明确指出，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与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基础版（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basic，MoCA-B）是国内外专业医院及社区医疗机构中应用广泛的认知筛查工具，在区分痴呆与MCI人群时具备较好的准确性［ 12 ］，多项研究提示这两类量表作为基层痴呆筛查的主要手段［ 3 ， 33 ］。

　　2.生物标志物与影像学筛查难以落地：AD的生物标志物筛查技术相对成熟，血清Aβ、p-tau、神经丝轻链蛋白（NfL）及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等指标与脑内、脑脊液Aβ、tau水平密切相关，且MCI患者血液神经病理学生物标志物存在特征性变化（Aβ42降低，p-tau、t-tau和NfL升高）［ 13 ， 37 ］；影像学研究显示，岛叶、杏仁核、楔前叶、海马体及其他颞区早期萎缩发生在脑脊液Aβ阳性的临床阈值之前，对早期筛查意义重大［ 36 ］。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受场地局促、财政投入有限、设备配置薄弱及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等限制，生物标志物及影像学筛查难以落地应用［ 29 ］。

　　有研究提出基层记忆门诊认知功能筛查“两步走”策略：首选8条目痴呆筛查问卷（Ascertain Dementia 8-item Questionnaire，AD-8）、简易认知量表（Mini Cognitive Assessment Test，Mini-Cog）等简单自我筛查问卷初筛，异常者转诊至上级医院记忆门诊，进一步行神经心理学评估、生物标志物检测及海马体MRI/PET检查以明确诊断［ 36 ］。世界卫生组织亦建议，先通过简单记忆和定位测试筛查认知减退，异常者再用MMSE等量表评估［ 38 ］。然而在临床实际中，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尚未执行上述流程，存在“仅初筛不转诊”或“直接使用复杂量表导致筛查效率低下”等问题。此外，基层记忆门诊需承担AD/MCI患者治疗监测、非药物干预、危险因素防控、随访、日常照护、居家服务及科普教育等多元职责［ 36 ］，但部分机构仅开展基础筛查，后续服务流程衔接不畅，未能形成完整服务链条。

　　1.非药物干预实施不规范：基层非药物干预涵盖单一干预（如记忆策略训练，包括组织、分类、聚类、位置记忆法、视觉图像及面孔、名称联想等）与联合干预，当前多依托APP、微信小程序（如北京市认知筛查公众号）等线上平台，开展脑健康测评及小游戏形式认知训练。部分老年人因数字素养不足无法参与［ 39 ］，导致干预覆盖受限。此外，运动干预（抗阻运动、有氧锻炼）虽被证实可改善认知功能（尤其是MCI阶段）［ 40 , 41 ］，但基层缺乏专业康复人员指导，干预效果受限。

　　3.照护者赋能不足：我国AD照护以居家照护为主，随着AD病情进展，照护者负担逐渐加重［ 3 . 4 ］。尽管基层记忆门诊可通过照护者赋能减轻其负担并提升照护能力［ 42 ］，但目前多数机构未开展系统照护培训，仅依赖讲座、宣传海报等单一科普形式，照护者支持体系有待完善。

　　4.资源整合不足：非药物干预与照护服务的有效开展，需整合家庭医生团队、社区资源、多科室及多机构力量，如南京市通过“市级统筹-区级落实-社区执行”三级机制建成29个社区认知症服务中心，开展“一人失智，全家失衡”专项行动，联动志愿者建立“记忆的守望者”团队提供入户筛查、代买代办服务［ 43 ］。但当前大部分地区缺乏资源整合机制，导致相关服务呈现碎片化状态［ 29 ］。

　　结合当前基层社区记忆门诊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国内实践经验，未来需从政策、人才、技术、服务模式等多维度突破。

　　1.出台专项政策：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15个部门制定印发《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2030年）》［ 44 ］。当前国家层面高度重视痴呆的早期防治及综合管理工作，相继出台多项规划与行动方案，将其纳入健康中国建设的重点工作范畴，明确提出强化早期筛查、提升诊疗规范化水平等目标，为基层记忆门诊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在此基础上，政府需进一步制定基层记忆门诊建设与运营专项政策文件，将其纳入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重点规划，明确建设标准、服务范围及考核指标［ 17 ］。

　　2.加大资金投入：需设立专项财政资金，重点用于基层记忆门诊场地改造（如标准化诊室建设、康复训练室等）、关键设备购置（如数字化认知功能测试系统、康复器材等）及人员培训（涉及痴呆筛查诊治培训、照顾者赋能培训、痴呆专项康复训练等）；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偏远地区给予倾斜扶持，确保服务标准化［ 32 ］。

　　3.优化医保政策：将认知障碍相关筛查、诊断和治疗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扩大报销目录、提高报销比例；为符合条件的老年期痴呆患者提供长期护理保险支持；对治疗相关的创新药物，经严格评估后纳入基层医保支付范畴，保障患者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32 ］。目前我国已出台一系列举措来减轻家庭和个人AD的经济负担，自2019年起，多省市已陆续将AD纳入门诊慢性特殊疾病目录，患者可享受门诊慢性特殊疾病医保待遇，即门诊就医可按住院报销比例结算［ 1 ］。

　　1.完善培训体系：充分发挥三级专科医院“传帮带”作用，通过进修学习、远程教学、病例讨论等形式，提升基层医生痴呆全病程管理能力，重点强化早期筛查、非药物干预及医疗照护技能［ 12 ］；定期开展在职医务人员痴呆诊疗专项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参与记忆门诊工作［ 42 ］。

　　2.建立激励机制：在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中，对从事记忆门诊工作的医务人员给予政策倾斜，提高其职业认同感和工作积极性，缓解专业人才流失问题［ 42 ］。

　　1.制定区域规范：先从省级层面制定统一的基层记忆门诊诊疗规范和培训体系，明确“两步走”筛查流程［ 12 ， 36 ， 38 ］，再逐步向全国范围推广，确保诊疗一致性。比如2024年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依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记忆门诊试点建设，进一步完善AD防治体系，提升基层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牵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专家完成了《北京市社区记忆门诊的建设标准和服务流程（试行）》制定，规范基层记忆门诊建设，2024年11月底，北京市已有7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建设记忆门诊［ 45 ］。以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例，该中心建立了数字化记忆门诊，运用认知障碍数字诊疗系统构建了“筛-治-康-教”管理模式［ 4 ］，值得推广实施。

　　2.加强科普宣传：通过社区讲座、短视频、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普及痴呆早期症状及记忆门诊的功能定位，提升公众对认知障碍的认知水平，引导老年人主动参与早期筛查［ 38 ］；深入开展“家庭赋能”专项活动，帮助家属系统了解认知障碍照护知识与技能，同时借鉴上海等地建设痴呆家庭支持中心的成熟经验，深化记忆障碍友好社区建设，构建起个人主动筛查、家庭协同照护、社区全面支持的三级防护体系［ 46 ］。

　　1.构建协作网络：以三级医院记忆门诊为核心，构建“三级医院-二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协作网络，明确各级职能：三级医院负责技术指导、疑难病例会诊、人员培训及创新药物使用指导；二级医院承担复筛及中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治疗工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初筛、随访、康复管理及居家照护支持［ 1 ， 12 ， 18 ］。

　　2.完善双向转诊：参考上海“豫园模式”，建立“社区筛查异常-上级医院确诊-病情稳定后转回社区管理”的双向转诊机制构建“筛查-诊疗-康复-随访”全病程管理体系，实现患者合理分流，降低三级医院诊疗压力［ 1 ， 12 ， 27 ］。

　　1.推广数字化记忆门诊：数字化记忆门诊是将数字化辅助设备和电子化评估工具应用于病例建档、临床问诊、神经心理学评估、纵向回访等各个环节中，连接三级医院与一、二级医院的认知功能障碍诊疗模式，可使认知功能障碍专病管理更加层次化、高效化［ 12 ］。依托北京老年脑健康促进计划（BABRI）痴呆风险筛查方案及BABRI脑健康系统构建数字化记忆门诊，实现病例建档、临床问诊、神经心理学评估、纵向回访全流程数字化，6年累计服务常住老年人口152.97万人次［ 4 ］。脑健康体检（痴呆风险筛查）项目推动了一、二、三级医院共享BABRI脑健康系统，开展大规模快速电子筛查、AD/MCI专项多领域评估及辅助诊疗方案制定，实现患者档案信息互联互通［ 47 , 48 ］，值得进一步向全国推广。

　　2.发展远程医疗：借助互联网技术开展远程记忆门诊服务，通过视频会诊、远程监测，上级医院专家实时指导基层医务人员诊断治疗工作，解决偏远地区患者就医难题［ 29 ］。

　　3.研发智能筛查工具：开发基于手机应用的认知功能自测软件，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快速评估认知水平，结果实时反馈至基层医疗机构，实现早期预警［ 39 ， 47 ］。

　　1.规范非药物干预：针对老年人数字素养存在差异的现状，提供“线上小程序+线下课堂”双轨非药物干预服务：线上开发适老化认知训练游戏，线下开展记忆策略工作坊及专业指导的运动干预（如有氧舞蹈、抗阻训练）［ 40 ， 47 ］；加强基层康复人员培训，确保干预专业性。

　　3.健全照护者支持：借鉴南京市实践经验，开展“照护者技能培训”“同伴支持小组”等活动，联动志愿者团队提供入户照护指导、代买代办等个性化服务；为照护者提供心理疏导，缓解其心理压力［ 42 ］。

　　基层记忆门诊正经历从无到有、从试点到普及的转变，未来需要各级政府、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努力，推动记忆门诊在基层社区的全面普及和高质量发展，在神经心理评估基础上，加快上下联动，普及生物学标志物及影像学早期筛查，发挥信息化技术，持续创新服务模式，为老年人提供更加精准化、智能化、人性化的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